隱性腐敗自古有之，是一種官場頑疾。一些官員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帶，利用制度漏洞或執法松懈牟取私利，被發現時則用“一時疏忽”“下不為例”等加以開脫。但腐敗就是腐敗，無論手段多么隱蔽，所造成的危害是一樣的。

身份便是“隱性財富”，成為行賄受賄之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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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漢末年宦官專權，宦官張讓是漢靈帝朝的“十常侍”之一，手眼通天，就連他的家奴都炙手可熱。《后漢書·張讓傳》記載，張讓府中有一個管事家奴，“交通貨賂，威形喧赫”，成為一些人巴結的對象。扶風人孟佗“資產饒贍”，主動攀附這個家奴，“傾謁饋問，無所遺愛”。時間長了家奴也有些不好意思，主動問孟佗有沒有什么事要辦。孟佗只提了一個很小的請求：希望能得到您的一拜。這還不簡單？家奴答應下來。平時求見張讓的賓客很多，門口經常停著無數的車子，孟佗也去“排隊”。這時家奴出來“率諸倉頭迎拜于路”，孟佗在眾人驚羨的目光中進入張府。如此一來，孟佗聲名大振，眾人“皆爭以珍玩賂之”。孟佗從中拿出一部分賄賂張讓，謀得一個涼州刺史的官位。

唐代宗時元載拜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成為宰相，深得皇上器重。有一位父輩親戚從宣州來京城，希望元載安排一個官職，元載“度其人不足任事”，但又考慮到是長輩，不能讓他白來一趟，于是寫了一封“推薦信”。這位長輩“行至幽州，私發書視之，書無一言，惟署名而已”，不禁大怒。但事已如此，只好硬著頭皮拿著這封除了元載簽名外別無一字的信“試謁院僚”。判官聽說有元載的親筆信，大驚，“立白節度使”。節度使不敢怠慢，“遣大校以箱受書，館之上舍，留宴數日，辭去，贈絹千匹”。

北宋時趙清獻任御史，有“鐵面御史”之稱，但他也曾做過一件為人牟利的事，只是做得較為隱蔽。趙清獻未及第時曾在鄉中大戶陳某處做家庭教師，陳某待他很好，“赍行囊送入京”，趙清獻才一舉及第，走上仕途。后來陳某的兒子因人命案系獄，性命難保。有人出主意：“爾家昔作館趙秀才，今顯宦于朝，可以為援。”陳某來到京城，見到趙清獻。趙清獻問完情況，讓陳某暫在書院住下。一住十多天，陳某去催，趙清獻“唯唯而已”。又住了一個多月，陳某失望告歸。兩個月后，趙清獻寫信給陳某，說他的兒子已被赦免死罪，兩年后可放回家。兩年后，陳某的兒子果然回到家中。趙清獻并沒有為陳某兒子一案打過招呼，他只是派家中的仆人每天去獄中送飯，負責審理這個案子的官員聽說后，知道陳某與趙清獻關系不一般，便從輕發落了。

司法運行中的“生意經”

在古代，官員犯法被查后還有反轉的機會，如果審案的時間能拖得久些的話，機會就更大了，可以請求皇帝或長官施恩，也可以等來朝廷大赦，從而減罪或免罪，但要是案子審理得快，這些機會也就沒有了。審案的快與慢掌握在主審官員手中，慢一點貌似也算不上“徇私枉法”，但實際有“貓膩”。

宋仁宗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大臣文彥博奏稱：“比者用兵西鄙，有臨陣先退、望敵不進之人，及置獄鄰郡，而推劾之際，枝蔓淹延，啟幸生之路，稽慢令之誅，將何以勵眾心而趨大敵乎？”這里說的“枝蔓淹延，啟幸生之路”指的就是拖延審案過程以求生機。宋真宗時，大理寺上奏：“郊禮在近，諸州奏按多不精詳，冀于覆駁延留，以俟恩宥。”這里指的是，一些審理案件的官員在上報案件時，故意在卷宗中留下瑕疵，大理寺便會以“奏案不圓”為由駁回。一來一往，案件審理自然就被拖延下去，這種手段比篡改證言證據、顛倒事實、制造冤案假案更為隱蔽，但同樣能幫助請托人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古代教育不發達，普通百姓文化水平有限，一旦涉及法律訴訟往往會惶恐無措，這時一些歇家便主動提供相關詞訟“服務”，當然收費不低。歇家本指提供歇息的客店，后來發展成為業務廣泛的中介機構，他們利用復雜的背景、在鄉里的勢力以及對法律條文熟悉的優勢，勾結官府中的吏役、訟師，把持獄訟。清代江西按察司所輯《西江政要》中記載著歇家牟利的情況：“投歇者，具控必準，即鼠牙雀角之爭，能使驚天動地。不投歇者，有理莫伸，雖傷心刺骨之害，反致受屈含冤。”這里的“投歇者”是指通過歇家打官司的人，“不投歇者”指不肯花這筆冤枉錢的人，后者即便有理往往也無處申辯。

在古代，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員都有任期，而本地胥吏則不同，往往深耕厚植，所謂“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”。有些胥吏長期把持詞訟，形成司法壟斷。《道光朝實錄》記載：“京師各庫及稅務衙門書吏，當役滿告退后，其接充者，非其子侄，即其親戚。”一些案件審理中需要引用律令或成例，引哪些不引哪些將決定最終判決結果，這時胥吏便可以“發揮”了，通過避重就輕可將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通過斷章取義可改變案件的性質。清代蔣良騏在《東華錄》中記載，雍正時刑部書吏所提供的案例“往往刪去前后文詞，止摘中間數語，即以所斷罪承之。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議者，或避輕就重，或避重就輕，高下其手率由此起”。負責保管案卷的書吏也有可乘之機，根據規定，官員離任時所分管的案卷要進行交接，書吏利用這個機會可任意增刪案卷里的內容，對后續審理將產生關鍵性影響。

五花八門的行賄受賄手段

古代刑罰中往往有“以贓計罪”的原則，即根據涉案價值多少來決定懲罰的輕重。為逃避法律制裁或減輕處罰，行賄者和受賄者往往絞盡了腦汁。明人張弼號東海，工書法，尤擅草書，被稱為“張旭復生”。明人何良俊在《四友齋叢說》中記載：“張東海為南安太守，在郡日，有某布政將入覲，緘紙一篋，索公草書，為京中人事。”明代的布政使是一方大員，進京辦事前請張弼寫上“一篋”書法，拿去送禮，這種行賄方法稱為“雅賄”，很早便流行于官場。

清朝“雅賄”之風盛行，北京琉璃廠的一些古董店發展成為“行賄中介”。學者吳思在《潛規則》一書中指出，清末京城“雅賄”極盛，琉璃廠的多數古玩店已淪為行賄受賄的掮客，官員們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，送禮者掏大價錢買了再送給官員。

古代官場上的隱性腐敗無處不在，大奸大貪容易被發現，但隱性腐敗卻較難覺察，即便被發現，當事者也會用各種理由推脫搪塞。在中國歷史上，一個王朝初建立時往往會汲取上一個王朝滅亡的教訓，吏治通常較嚴格，無論顯性腐敗還是隱性腐敗都能給予及時打擊。但承平日久，人們的思想有所松懈，欲望不斷萌動，腐敗也漸漸多起來。有的人懾于法律威嚴而不敢公然貪贓枉法，于是隱性腐敗大行其道，如果不能及時治理，遏制其發展苗頭，就會形成泛濫之勢，變成法不責眾或官場潛規則。膽子再大一些的人便不再遮遮掩掩，由隱性轉為顯性，由地下轉為地上，這就需要及時遏制，把顯性腐敗和隱性腐敗都扼殺在萌芽狀態。

（作者：陳忠海，為文史學者）